旅程，無論是長是短，總是包含著兩道弧線、兩種時分：第一道弧線是由熟悉拋向陌生的「遠去」時分，第二道弧線則是由陌生折返熟悉的「歸來」時分。「遠去」的渴望源自於某種匱乏，而旅程所帶來的閱歷，正是為了要豐富這樣的匱乏。然而弔詭的是，遠行往往也伴隨著遺忘。隨著旅程的漸行漸遠，熟悉的故鄉景致慢慢成為記憶中的蜂鳴作響，而原本的他鄉異境，竟然也有了在家的熟悉感。遠行的旅程無可避免地逆轉了「熟悉」與「陌生」的意義，如果不是憶起遠去的初衷，家鄉幽幽的召喚，踏上旅程的遠行者，往往不知不覺地就以他鄉為故鄉，迷失在旅程之中，遺忘了回家的路。
如果說，心理學在華人世界百年來的發展，是一個向西方心理學「取經」的旅程，以清末開始譯介西方心理學為初始，超過一甲子的翻譯、學習和體制化，或許可以稱之為心理學的「遠去」時分。這個漫長的學習之旅，在1970年代末葉終於出現了折返的跡象，於爾後的三十多年，在台灣、香港和中國這三個華人社會中，逐漸地形成了由楊國樞先生、黃光國先生等前輩為前導的「本土心理學運動」或「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然而，這個從「遠去」到「歸來」的折返，也無可避免地帶著遠行所造成的「遺忘」，「熟悉」與「陌生」的逆轉，以及「以他鄉為故鄉」等的現象。因此，在這個意圖折返的「歸來」時分，本土心理學運動也不自覺地陷入了與美國主流心理學之間的鏡像糾葛。
我的博士論文《心理空間的去殖民：編憶台灣的本土心理學運動》（Decolonizing Psychic Space: Remembering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y Movement in Taiwan）一方面對台灣的本土心理學運動與美國主流心理學之間的鏡像糾葛，進行了揉合傅柯式論述分析與拉岡式精神分析的後殖民歷史考察，一方面也在指認出這樣的鏡像糾葛之際，透過歷史書寫重新編憶（re-member）了心理學在台灣發展的軌跡。我在論文中指出，心理學是在歐美的西方強權向亞洲拓展勢力的時空背景裡，逐漸發展出來的一門現代學科。最初，心理學在清末沿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脈絡被譯介到中文世界來，後來卻在西方的政治經濟強勢壓境的背書之下，與其他的「西學」一同在知識權勢上取得上風，在體制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西方心理學（二次大戰以後主要是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理想型的知識體系。如果以旅美中國文化研究學者劉禾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概念觀之，心理學在華人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這個知識體系，是一個密密麻麻交織著各種美國主流心理學話語的衍指符號體系（system of supersigns）。在這個知識體系中，美國主流心理學的心理範疇（諸如「人格」、「動機」、「學習」等概念）、心理學理論（美國主流心理學中的各家論述）、研究方法（主要是實驗和統計方法）甚至臨床實踐，透過各個層面的中英文對譯，成為主導台灣（中國和香港亦然）心理學發展的思考座標。這個因緣際會的歷史發展，導致了心理學在百年來逐漸形成的一種「文化失語」（cultural aphasia）現象。不僅蘊生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語言母體（cultural-linguistic matrix）的豐富心理話語——其中包含了固有的「心」的範疇語言、思想論述、修養工夫等等——在這個知識體系中逐漸被邊緣化，排除在心理學的教育訓練之外，而在地人鮮活的心理世界——那個飽滿著歷史滄桑、喜怒哀愁的話語空間——也很難轉譯回這個由美國主流心理學為思想座標的知識體系來。
我在博士論文中試圖發展的，是一個對治這個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思想座標的知識策略，透過對這個強勢知識體系所涉及的權力—知識—欲望關係進行批判性的歷史分析，將美國主流心理學還原為地區性（而非普世性）的心理學，使它不再是台灣心理學所欲求的理想鏡像，而只是一個可供「參看」的心理學知識體系，藉此為心理學的本土化清理出更廣闊的可能進路。這個知識策略，就是我在論文標題所揭櫫的「心理空間的去殖民」，因為這個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準的心理學知識體系，長期以來已經嚴重地干擾了心理學真正的「歸來」之路。心理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只有在與深植於文化語言母體的在地心理生活共構出某種反身性的實踐關係（reflexive practice）——亦即，不僅讓在地人的心理生活、鮮活的心理話語成為心理學的概念範疇、理論、研究方法和臨床工作的活水泉源，並且也讓心理學論述得以回過頭來滋養在地的心理生活、豐富心理話語——而不是實踐一種以美國主流心理學為準的鏡像關係，才算是一個紮實地經由「遠去」而「歸來」的本土心理學。這樣的本土心理學並不排斥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但卻要積極地在這個強勢知識體系的天羅地網中，找到一條讓心理學能夠回歸到在地文化——「文化」，以宋文里先生的話來說，意味著「人文化成」的過程——的活路。這個心理學本土化的方向，也是余德慧先生對於「人文心理學」的殷切期盼。
因此，這份博士論文從醞釀到完成，不僅是我身處本土心理學運動中的深刻反省，它也為我鍛造了兩組重要的思想工具（批判歷史和精神分析），以及下一階段學術生涯的努力目標（人文心理學）。
我深知臨床心理學在台灣目前仍處於專業化的初期階段，不僅臨床的專業訓練還未完全到位，社會上多數人對於臨床心理學到底在做什麼、能做什麼也多還是一知半解。然而，就在這個臨床心理學亟欲建立起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社會形象的時刻，向美國的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知識靠攏雖然看起來是一條捷徑，但是究竟而言，這個「抄捷徑」的誘惑卻也是一個陷阱。臨床心理學的實踐所要面對的是前來尋求專業協助、在精神上受苦的人，我們責無旁貸要幫助這些人離苦得樂，哪些專業技能可實戰實用，當然都得派上用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受苦（suffering）總是座落在某個特定的文化語言母體之中，因此求助者受苦的原因（這與精神病理相關）和幫助其離苦得樂的療癒方法（這與治療和衡鑑有關），往往在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知識達不到之處。因此，依憑著這些既有的專業技能，身為臨床心理工作者的我們，不免要冒著「指驢為馬」的風險勉力為之，或者只能處理求助者的受苦症狀。
當然，我並不是主張要切割、甚至揚棄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知識，轉而以民俗或宗教療癒為業，這等於是漠視了心理學在台灣和其他華人世界的發展歷史，對於臨床心理學的長遠發展，對於來求助於臨床心理學專業的人，都不是明智的舉動。然而，我在碩士階段的研究和後來在慈濟醫院的臨床實務經驗卻也指出，不管是根植於本土文化語言母體的民俗儀式，或是求助者素樸鮮活的話語，往往都隱藏著人們深刻的受苦經驗，和幫助他們離苦得樂的療癒之道，而這些都礙於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眼界侷限，被臨床心理工作者忽視或錯身而過。因此，如何在：（1）運用既有的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知識，（2）以現象學和精神分析的敏感度及技藝聆聽求助者的受苦話語，和（3）文化病理學與療癒技藝的開拓與探索這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的立足點，將是我未來的一個重大挑戰。我相信，我在博士論文所發展出來的批判歷史方法，可以將美國主流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知識擺置到一個適當的參看位置，不再是「非如此不可」的指導原則。如此一來，根植於文化語言母體的受苦經驗與話語，不僅可以在受苦者求助的臨床現場被關注聆聽，我們也會在這些不斷萌生的話語和治療處遇中，逐漸蘊生出人文臨床的病理知識與療癒技藝。
我在博士論文中指出，心理學在華人世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對於中文語境與常民生活中的「心」變得陌生不識，失去了對華人文化語言母體所蘊生的「心」的把握。到底要怎麼把這個在心理學體制化、專業化的過程中失去的「心」給找回來，是我下一個階段在研究工作上的重點。失去了對中文語境和常民生活中的「心」的認識把握，心理學能夠對話的學科對象就變得十分受限，心理學約略只能和共享了同樣的「心」的語彙的西方現代學科對話和合作。面對操持著不同的「心」的語彙的傳統或學科（例如中醫、宗教或民俗的傳統），心理學往往只能用既有的概念框架，將對方的「心」強譯成既有的概念框架可以懂得的事物。然而，這終究不是真正的對話和合作，而是一種本質上的認識暴力（epistemological violence），心理學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開放，反倒是再一次確認了既有的認識。這種傾向封閉的心理學，很難真正參與到在地心理生活的「人文化成」過程之中。
「把心給找回來」這樣的說法或許太過文謅，不過具體而言，它涉及了兩個工作方向。首先，我認為中文語境中關於「心」的話語或知識——心的範疇概念、思想論述、修養工夫等等——必須重新進到心理學的視野當中。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還有一些基本的工夫要做（例如對中文的文字訓詁、中國的歷史考古等學問，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歐美和日本的漢學研究、中國研究和東亞研究等的學術領域，皆有很豐碩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學習。這個部分的工作涉及了散逸傳統的知識考掘，必然會是曠日廢時的長期苦工，然而豐富「心」的話語，對於掙脫楊國樞先生所謂的「西化心理學」這個由美國主流心理學的心理學話語所構成的衍指符號體系，是非做不可的學問。
其次，我認為心理學必須要在學術的實踐上盡可能地貼近生活世界的現場。在心理學體制化、專業化的過程中失落的「心」，往往還存在於常民生活世界和宗教民俗的修持工夫或儀式之中。這個生活世界中的「心」，或許已經出現在素樸的話語之中，或許是鮮活地存在於儀式和修持作為中等待話語，然而心理學如果不走進生活世界的現場，就遭遇不到這些「心」的話語（或未成話語）。我在碩士階段的研究，在醫院的臨床工作中，都體認到「心」在這些現場一直都是活靈活現、未曾須臾消失，只是我們不識得而已。批判歷史方法擅長於去除強勢心理學話語對於生活世界的遮蔽，現象心理學擅長於描繪和詮釋生活世界的經驗（心的陽面話語），而精神分析則是擅長捕捉生活經驗背後的心理動力（心的陰面話語），這三者將會是我將心理學帶回生活世界現場的重要研究方法。
至於具體的研究題材，我目前把焦點放在「精神醫療照顧」的現場。近二十年來，台灣的精神醫療照顧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由於精神藥物的快速發展，藥物治療逐漸成為精神科醫師進行醫療處遇的主流，而隨著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和其他醫事人員的更形專業化、執照化，不同的「精神醫療照顧」人員都急切地想要把精神受苦的人，納入所謂的「專業照顧」之中。然而，這樣的「專業照顧」到底意味著什麼？它對於精神受苦者及其家人的生活世界，造成了什麼樣的質變？「心」的話語、「病」的話語，在「精神醫療照顧」的現場又是怎麼樣被形構著？除了將受苦的經驗和「心」的話語病理化，藉以納入所謂「專業照顧」之外，到底有沒有別的出路？這些對我而言都還是懸而未決的疑問。